“子系中山狼，得志猖狂！”
这句话用来形容文革期间那些得势的跳梁小丑，恰如其分，再合适不过！
1967年2月后，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更是不可一世，到处煽阴风、点鬼火。
彼时的王力、关锋、戚本禹，堪称中央文革的三位得力干将，在江青麾下，他们名实相符地扮演着“车、马、炮”的角色，成为“文化大革命”期间横扫一切的显赫人物。
1967年8月7日，夜幕低垂，时针指向了9点。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的办公室内，气氛凝重。不久前，因在武汉“七二〇”事件中被誉为“英雄”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一瘸一拐地拖着缠着石膏的受伤腿，倚靠在躺椅上，接待了那些应召匆匆而来的外交部造反派。
刚刚于上午因参与批斗陈毅而受到周恩来同志严厉指责的造反派成员，一见到王力，便如同在外头受尽委屈的仆役，偶遇了能够解救其困境的恩主，纷纷向其倾诉各自的“不公”。
造反派诉苦完毕，王力发言。
外交部面临重重阻力？这不过是外交界的夸大之词！别人做不到的事情，就自认为高人一等？如此神秘莫测，只有少数人能涉足，难道外交真的如此难以胜任？红卫兵就不能从事外交工作吗？他们指出你们的路线方向有误，那陈毅的路线方向难道就正确了吗？一月份你们夺取了多少权力？业务监督权有多少？你们真的能有效地进行监督吗？部党委班子是否有所变动？革命运动中班子不进行调整，难道还可行？如此重大的革命，班子不进行改革，难道还能维持现状？为何不能对班子进行一番调整呢？
会面直至11点钟方才结束。周恩来于次日通过造反派散发的传单，方才获知了王力讲话的具体内容。
周恩来在不同场合多次向外交部群众组织重申：夺取的权力仅限于对“文化大革命”领导权的掌控，而外交业务的核心大权归属中央，绝不容许被夺取，仅能进行监督。这种业务监督也设定了明确的界限，并非涵盖所有方面。
然而，在王力“八七讲话”的煽动之下，外交领域的极左思潮愈发猖獗，外交局势一度陷入混乱失控的境地。
8月19日，有恃无恐的外交部造反派冲砸外交部政治部，强行封闭所有副部长办公室，悍然宣布夺取外交部大权。
三天之后，即8月22日夜晚，狂热的造反派再度纵火，将英国驻华代办处付之一炬。
接到有关英国驻华代办处遭到冲击的报告后，周恩来迅即下令卫戍区部队介入，积极劝导民众撤离现场，确保代办处工作人员的安全，并采取措施遏制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卫戍区部队全力以赴，历经艰苦努力，直至24时才成功扑灭了大火。英国代办公使及另外15位同仁，均由部队从火场中成功营救。而另有7人则分别逃至了外交公寓以及芬兰驻华大使馆。
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堪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严重，亦在世界外交史上极为罕见的涉外事件。与之相伴的，还有此前造反派冲击印度、印度尼西亚驻华使馆的行为，这些事件将新中国的外交形象与国际声誉推至了“冰点”。周恩来总理的愤慨与无奈，由此可见一斑。
凌晨三点二十三分，在英代办处遭受火焚三个小时之后，周恩来紧急召集外事部门各造反派组织的头目，于人民大会堂的接待大厅内，对其外交部擅自夺权及纵容火烧英代办处的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指责。
周恩来心里很清楚：中央文革一伙利用毛泽东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想法，妄图打倒一切，搞乱一切，乱中夺权。
但毛泽东也绝不容许中央文革一伙这样一种极端无政府主义的乱法。乱到什么程度，毛泽东心里还是有考虑的。
8月初，毛泽东对中央文革煽起的“揪军内一小撮”，搞得军队人心惶惶也很不满，提出过批评。
物极必反，恶者自毙。
中央文革一伙没料到他们迫不及待地赤膊上阵，把他们操纵和煽动造反派夺外交权、夺军权的阴谋来了一个充分暴露，给周恩来提供了一个出击的机会。
周恩来看准了这一时机，决意给狂妄的中央文革当头一棒。
8月25日凌晨一时，周恩来在结束中央文革碰头会的议程后，特地与陪同毛泽东南巡并在途中返回北京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进行了一次个别交谈。他指示杨成武直接前往上海，向毛泽东汇报请示。
杨成武携带着装有王力“八七讲话”及关锋“揪军内一小撮”相关资料的档案袋返回上海，向毛泽东进行了详细汇报。毛泽东当时并未明确表态，仅轻描淡写地回应：“知道了。”
翌日清晨，毛泽东对杨成武言道：“王、关、戚三人乃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元凶，绝非善类！尤其是王某的言论，堪称弥天大毒草！你须仅向周恩来总理一人汇报此事，将他们予以逮捕，并要求周恩来总理全权负责处理。”
杨成武步出客厅之际，毛泽东又唤他重返，言道：“不妨考虑，暂时让戚本禹保持原位，让他进行反省，以期获得一次机会。”
稍作沉思，毛泽东便阐释道：“戚本禹所提之点，实属重大错误，必须予以严肃批评，并设定期限要求其进行改正。同时，还需观察其态度，能否有所悔改。”
重返京城，杨成武迅即抵达钓鱼台，特地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策。周恩来当机立断，认为事不宜迟，随即决定立即召开会议。
8月26日夜晚，周恩来同志于钓鱼台召集了一场中央文革碰头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领导同志悉数出席。
周恩来言：“此次会议，旨在传达毛主席的一项重大决策。”他庄重地一字一句地诵读毛泽东的指示。紧接着，便将王力、关锋实施隔离。经过四个月的时光，戚本禹亦被隔离接受审查。
这乃是一项级别极高的政治秘闻，外界未曾公开透露。然而，对于江青及其同伙而言，其影响之巨，堪比八级地震，迫使他们的狂傲姿态不得不有所收束。
因为有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江青也只好“丢车保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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